时间：2020-10-21
作者：北京市企业家环保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昨日（7月16日）官宣：原定于今年10月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于2021年5月17日—30日在中国昆明举行。COP15 将是《公约》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这对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至关重要。阿拉善SEE与社会各界一道，对COP15大会的召开充满期待，希望通过大会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保护成果。
为助力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前期准备与重要研讨工作，2020年6月8日，第一次生物多样性线上会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设定与实施”主题会议举行。会上，阿拉善SEE会长艾路明先生从商业界和环保角度出发，对COP15分享思路和建议，并就民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出展望。恳切的发言引起线上嘉宾的共鸣与思考，也体现了阿拉善SEE对CBD的认识、期待与立场，故借此时机发布艾路明会长发言全文，欢迎探讨：
合理制定下一个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发展框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重要起草者与几位国际顶尖的科学家对目前处于热点之中的目标设定问题提出了观点和讨论，这十分有利于企业界和环保工作的践行者们充分理解、吸收并参与到制定过程中去。在此，我将从商业界和环保NGO的视角，对目标的制定以及对即将在中国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分享思路和建议，并就民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出展望。
首先，我们注意到，围绕框架的制定，“不限名额工作组”已经开展了两轮的会议讨论，并征集了缔约国与观察员单位的大量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围绕零号草案目标的讨论已十分充分。我们对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参与式、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非常赞赏。碍于全球新冠疫情的不断蔓延，“不限名额工作组”第三次讨论会议势将延期举办，这给我们留下了更多参与讨论的时间和空间，希望本系列会议能作为一个非官方的讨论平台，持续推动框架制定，通过跨部门、跨行业和跨区域的对话沟通，给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秘书处和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政府必要的渠道和机会， 收集信息，互通有无。
对于“零号草案”中设立的20 个目标，我们充分尊重科学界的真知灼见，也重视传统知识所带来的经验和智慧。我们应以事实和科学来确立宏观目标所应涵盖的范围及其合理评估指标。除去技术评估之外，我们呼吁起草者、缔约方的决策者，在权衡和协商的时候，要从人类福祉的全局高度出发，以历史发展的观念来看待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盛会，其产出将会对未来的十年，乃至对本世纪中叶以前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集思广益，从众多策略选项中作出问心无愧的最佳选择，是我们这代人对人类未来、对我们的子孙后代， 以及对这个星球所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昆明会议是近期将在中国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多边外交事件之一， 作为商界和社会组织的代表，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团结一心，努力促成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在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气候问题等全球公共品议题上，达成共识，展开行动。作为“二轨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也愿意借助各个平台与196个缔约方国家的民间机构、智库和土著社区，以及国际性机构开展对话和合作，为会议在中国昆明的成功举办做好铺垫。因此，在这个为昆明会议蓄积动力的“助跑”阶段，我们希望逐渐将讨论的议题从框架的目标设定方面，向实施和保障机制、资金机制、国家自主贡献、自愿承诺、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以及最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等方面拓展，从而调动整个社会参与的热情。
谈及框架起草的下一步重点， SEE基金会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一些宏观的设想。我认为未来我们民间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开展工作，尤其是对商业部门和社会组织而言，有三个关键词——“自律”“联合”“慈善”。
自律
众所周知，商业部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度或高度依赖于自然及其服务的商业部门， 其创造的经济价值，占全球GDP总量的一半左右，而其中最依赖于自然的前三大行业分别是创造了4万亿美元增加值的建筑业，2.5万亿美元的农业以及1.4万亿美元的食品饮料业。为了消除商业活动对自然界的负面影响，法律法规已经对企业的环境表现提出要求，尤其是对工业、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作出强制要求。这些措施虽然对环境污染问题起到遏制作用，但是，往往不能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减排的目的。甚至因为难以测评等原因，在工程类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和提及也远远不够。因此，需要对商业企业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尤其是要将商业行为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纳入到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去。因此，企业自愿主动的自律行为，以及对可持续经营理念的贯彻，是未来改善这一状况的潜力所在。希望在注入低碳环保的生产和消费理念后，可持续生产的观念能再次升级，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开展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风险管理。
另一方面，某些商业行为也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产生正向积极的影响，比如教育行业开展的自然教育，娱乐传媒行业对环保理念的推广和传播，以及现在蓬勃发展的环保产业对环境友好型创新技术和新方案的开发和推广。目前中国的环保产业仅贡献了中国GDP总量的2%，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倡导和呼声的日益高涨，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疫情过后的经济重振计划，将在这些新兴环保领域有更多投入。商业资本也将逐渐向这些领域倾斜。
然而，面对物种、生态保护以及气候变化如此大范围的宏观议题， 一个单一的企业所能做出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效果是难以测量的， 因此难以培育企业长期有效的动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于是，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联合的方式，将有志之士聚合起来。在行业内部，可以倚重行业协会的联合自律；跨行业， 可以借助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形成联合。一方面，增强单一企业的信心和使命感，更重要的是“联合” 使“自律”获得有效的监督，获得更多同辈和第三方的支持，扩大整体的影响力。以房地产行业为例， 目前由SEE基金会与中城联盟、全联房地产商会、朗诗集团、万科集团共同发起的“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项目，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撬动了100家中国房地产企业参与绿色采购，带动了上游3699家供应商的绿色生产。比如，对木质地板的采购，我们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制定了木材来源合法化标准体系。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标准也仅仅在环境合规与碳减排等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考量还不充分。
联合与慈善
提到联合，将商业部门与社会组织连接起来的主要方式是环保公益慈善，这是商业参与环保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环保慈善也是普通公众和个人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要渠道。我们社会组织是社会的稳定器， 在公民参与层面、在社区层面、在对知识普及倡导层面，以及在创新管理模式、改善管理质量、提升监督效果方面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很多前沿的环境理念和试点项目，诸如气候变化、社区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荒漠化治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海洋塑料垃圾等，都是通过社会组织的推动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和认同。SEE基金会提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生计共同发展” 的模式，推出了一系列生态保护与扶贫并重的产品，比如，在中国云南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培育喜马拉雅蜂蜜产品；在中国西北保护朱鹮栖息地，创立“鹮乡大米”品牌等。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在渔业部门的支持下，鼓励和培训渔民，担任保护极危物种江豚的协助巡护员。
社会组织有各种贡献，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慈善投入前景又如何呢？我们发现，在中国，虽然全社会的慈善总量在持续增长，但是环境慈善与其他议题如扶贫、教育相比，仍然处于投入的劣势，仅占2018年中国慈善总捐赠额的1.8%。但是在支持环保的慈善资金中，用于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资金并不占少数，例如，自2008年SEE基金会成立以来，我们累计支出了6.7亿元资助了50%的中国环保公益组织，其中有1/3左右的资金投入到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项目之中。未来全球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各国慈善家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投入也值得期待。因此，为了呼吁更多的慈善投入，我们正在申请承办昆明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分论坛”和“商业与生物多样性分论坛”。
总之，无论是商业自律，还是跨部门、跨行业和跨区域的联合， 抑或是慈善捐赠的投入，这些工作的进展都基于生物多样性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和推广。在中国，恐怕知晓和关注生物多样性工作的人比知晓气候变化问题的人要少，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未来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进程。生态环境部在与社会组织、商业部门的沟通上展现了开放的态度，支持了两个平台——“公民生物多样性联盟” 和 “商业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我们的这些平台也想借鉴气候和碳排放问题的主流化的经验，并探索他们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关联性。所以我们也在联合G20框架下的“二十国基金会联盟” （F20）一道起草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研究报告。
总之，我们希望未来民间与官方加强合作，拓展渠道和方式，共同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改善，并开办一届成功的昆明会议。
（本文为艾路明会长在6月8日生物多样性在线论坛的发言稿，转载自中环环境网，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