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9
作者：北京市企业家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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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张立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易善数据等机构合作，在国际期刊《保护科学与实践》（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发表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慈善资金趋势与动力》（Trends and dynamics of philanthropic funding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的文章。
文章对中国生物多样性慈善捐赠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公益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进行了梳理。文章对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向中国的慈善捐赠者提供了策略建议。
中国生物多样性捐赠现状
文章对2016-2020年，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捐赠进行了数据收集和分析。五年间，中国的公益基金会和社会组织接受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捐赠总额为17.57亿元人民币（由于数据来源问题，不包括国际基金会捐赠和互联网平台小额捐赠），占中国环境公益捐赠的69%。而且增长迅速，特别是在2020年中国主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前夕，生物多样性相关捐赠额保持较高增速。
在所有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捐赠中，用于生态修复的资金占比最高，其中包括植树造林、荒漠化防治等植被恢复项目。用于濒危物种保护、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的资金也相对较多。虽然中国生物多样性慈善捐赠增速明显，但总量依然严重不足。政府和多边发展机构依然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最主要的来源。
中国公益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
文章第一次对中国公益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虽然资金量极小，但公益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是极为独特的。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开始在中国开展大熊猫的保护，2004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并于2008年发起成立了SEE基金会，支持了一批社会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主要成果包括：
填补濒危物种保护的空白，在政府开展大规模保护之前，通过志愿者和社区开展濒危物种保护，并撬动政府公共资金的投入。雪豹、中华穿山甲、长江江豚、勺嘴鹬等受威胁物种等都有一批公益组织的参与，为之后政府的大规模投入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自然保护地模式创新，社会组织引入社区保护地、公益保护地、自然保护小区和共管保护等保护模式，在关键的生物多样性区域建立了一批公益保护地和社区保护地，补充了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资金模式创新，公益组织在森林碳汇、蓝色碳汇、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的创新实践为相关政策的推动提供了支持，例如，SEE基金会与合作伙伴，推动了中国第一个蓝色碳汇项目在广东湛江成功落地。SEE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还与蚂蚁森林等创新平台，支持了大量网友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益活动。
展望和建议
基于数据分析的结论，张立教授等建议中国的慈善捐赠者应该基于昆蒙框架调整自身的策略。
首先，由于中国捐赠人更倾向于植被恢复等捐赠，建议捐赠人和基金会在植被恢复时，应该采用多重效益标准，确保植被恢复不造成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甚至能够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社区受益。其次，“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近几年国际热议的话题，也是协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中国的基金会和保护组织可以在该领域，通过NbS，将自然保护主流化到社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中。最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捐赠总额较小，应该将撬动政府公共资金，将为公共资金提供试点和经验，甚至教训作为主要的资助领域。
2021年，在昆明举办的COP15期间，SEE基金会联合中华环保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全球环境研究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成功主办平行论坛，并参与了COP15人与自然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承诺平台的承诺。SEE基金会将和合作伙伴持续参与该项研究，支持提升生物多样性捐赠的有效性。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张立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易善数据等机构合作，在国际期刊《保护科学与实践》（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发表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慈善资金趋势与动力》（Trends and dynamics of philanthropic funding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的文章。
文章对中国生物多样性慈善捐赠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公益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进行了梳理。文章对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向中国的慈善捐赠者提供了策略建议。
中国生物多样性捐赠现状
文章对2016-2020年，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捐赠进行了数据收集和分析。五年间，中国的公益基金会和社会组织接受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捐赠总额为17.57亿元人民币（由于数据来源问题，不包括国际基金会捐赠和互联网平台小额捐赠），占中国环境公益捐赠的69%。而且增长迅速，特别是在2020年中国主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前夕，生物多样性相关捐赠额保持较高增速。
在所有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捐赠中，用于生态修复的资金占比最高，其中包括植树造林、荒漠化防治等植被恢复项目。用于濒危物种保护、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的资金也相对较多。虽然中国生物多样性慈善捐赠增速明显，但总量依然严重不足。政府和多边发展机构依然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最主要的来源。
中国公益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
文章第一次对中国公益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虽然资金量极小，但公益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是极为独特的。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开始在中国开展大熊猫的保护，2004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并于2008年发起成立了SEE基金会，支持了一批社会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主要成果包括：
填补濒危物种保护的空白，在政府开展大规模保护之前，通过志愿者和社区开展濒危物种保护，并撬动政府公共资金的投入。雪豹、中华穿山甲、长江江豚、勺嘴鹬等受威胁物种等都有一批公益组织的参与，为之后政府的大规模投入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自然保护地模式创新，社会组织引入社区保护地、公益保护地、自然保护小区和共管保护等保护模式，在关键的生物多样性区域建立了一批公益保护地和社区保护地，补充了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资金模式创新，公益组织在森林碳汇、蓝色碳汇、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的创新实践为相关政策的推动提供了支持，例如，SEE基金会与合作伙伴，推动了中国第一个蓝色碳汇项目在广东湛江成功落地。SEE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还与蚂蚁森林等创新平台，支持了大量网友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益活动。
展望和建议
基于数据分析的结论，张立教授等建议中国的慈善捐赠者应该基于昆蒙框架调整自身的策略。
首先，由于中国捐赠人更倾向于植被恢复等捐赠，建议捐赠人和基金会在植被恢复时，应该采用多重效益标准，确保植被恢复不造成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甚至能够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社区受益。其次，“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近几年国际热议的话题，也是协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中国的基金会和保护组织可以在该领域，通过NbS，将自然保护主流化到社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中。最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捐赠总额较小，应该将撬动政府公共资金，将为公共资金提供试点和经验，甚至教训作为主要的资助领域。
2021年，在昆明举办的COP15期间，SEE基金会联合中华环保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全球环境研究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成功主办平行论坛，并参与了COP15人与自然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承诺平台的承诺。SEE基金会将和合作伙伴持续参与该项研究，支持提升生物多样性捐赠的有效性。
